武德九年,秋七月。
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。长安城的血渍早已洗净,朝堂上的新班底也已就位。三省六部换了新面孔,十二卫的将印握在了秦王府旧将手中。一切都在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行,至少表面上是这样。
但风平浪静之下,暗流仍在涌动。
前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虽然死了,他们的党羽还散布在天下各州。东宫的旧臣、齐王府的故吏、曾与两位皇子有过书信往来的地方官员,这些人虽然接到了大赦令,却仍然惶惶不可终日。他们躲在家里,不敢上街,不敢见人,夜里听到敲门声便心惊肉跳。有些人已经逃进了深山,有些人正在变卖家产准备逃亡,还有些人被邻里告发,正戴着枷锁被押往长安。
赦令是颁了,信的人却不多。谁会相信一个杀了兄弟的太子,真的会对兄弟的旧部网开一面?
七月十日,谏议大夫王珪求见太子李世民。
王珪,字叔玠,太原祁县人。他原是太子李建成的东宫旧臣,曾多次为李建成出谋划策。李建成死后,李世民不但没有杀他,反而将他从流放地巂州召回,拜为谏议大夫。这份恩遇,王珪心知肚明。正因如此,他觉得有些话,必须说出来。
“殿下,”他站在东宫正殿中,面色凝重,“臣有一言,不敢不奏。”
李世民抬起头:“说。”
“李建成、李元吉之党,散在民间。虽有赦令,人心未安。今有侥幸之徒,争相告捕以邀赏。州县官吏,为表忠心,亦不辨真伪,一味收捕。长此以往,天下将人人自危。”
他顿了顿,说出了最关键的一句话:“殿下若欲安天下,必先安人心。人心不安,虽刀斧在前,百姓亦将铤而走险。”
李世民沉默了片刻。他知道王珪说的是实情。那些告密者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鬣狗,到处嗅探太子和齐王的余党。有的人因为私仇被诬告,有的人因为家产被盯上,有的人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人说过一句话,就被邻里揭发。
若任由这股告密之风蔓延,玄武门之后勉强平复的局势,将再次动荡。
“传令。”李世民开口了。
他的声音不高,但字字有力:“六月四日以前,事连东宫及齐王者;六月十七日以前,事连李瑗者,并不得相告言。违者,以所告之罪反坐。”
这道命令的意思是:凡是与李建成、李元吉有关的事,只要发生在六月四日以前,一律不许再告发;凡是与庐江王李瑗有关的事,只要发生在六月十七日以前,也一律不许再告发。谁要是不听,继续告密,那就用他告发的罪名来治他自己的罪。
“以告反坐”这四个字是一把刀,悬在每一个告密者头上。你告别人谋反,若查无实据,你自己就是谋反。你告别人窝藏,若查无实据,你自己就是窝藏。这把刀一落,那些投机分子顿时噤若寒蝉。州县牢狱中许多戴着枷锁的囚徒,终于等到了松绑的那一天。
这是继赦令之后的第二道防火墙。赦令是堵住朝廷的刀,反坐令是堵住民间的刀。两道防火墙一立,那股趁乱告密的妖风,终于被压了下去。
七月二十四日,第二道命令从朝廷发出。
魏徵受命宣慰山东,许以便宜从事。
魏徵,字玄成,魏州曲城人。他本是李建成东宫中最坚定的主战派,曾不止一次劝说太子早日除掉秦王。李建成死后,李世民召见他,当众责问:“汝何为离间我兄弟?”所有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。魏徵却举止自若,答道:“先太子早从徵言,必无今日之祸。”
这句话,放在任何一个帝王面前,都是必死的回答。但李世民偏偏吃这一套。他看重魏徵的胆识,更看重他的才干,不但没有杀他,反而拜为詹事主簿,不久又拜为谏议大夫。如今,他又将宣慰山东的重任交给了他。
山东,不是今天的山东省。唐人心中的山东,是崤山以东,即洛阳以东的广袤地区,包括今天的河北、河南大部。那里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势力最深厚的地方。李建成曾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,经略关东多年,地方上的刺史、县令、折冲都尉,有许多是他提拔的。玄武门事变的消息传到山东,这些人心中的恐慌比长安城内更甚。他们不知道新太子会不会秋后算账,不知道大赦令能不能落到实处。
李世民需要一个人去安抚他们。这个人必须是李建成旧部,才能取信于山东;这个人必须有足够分量,才能代太子传话;这个人必须有胆有识,才能临机决断。满朝文武筛过一遍,最合适的人选,就是魏徵。
魏徵没有推辞。他带着使节和诏书,轻车简从,出潼关,过洛阳,一路向东。
这一日,他到达磁州,河北道的一座小城。
魏徵的行辕刚刚停稳,便看到了令他皱眉头的一幕。州县的差役押着两辆囚车,正要从驿道上经过。囚车中锁着两个人,一个叫李志安,是前太子李建成的千牛备身;一个叫李思行,是齐王李元吉的护军。两人都是李建成和李元吉身边的近臣,玄武门事变后逃回原籍,如今被当地官府抓获,正押送京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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