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德六年（公元623年）九月深秋，高昌王麴伯雅病逝，其子麴文泰在各方注视下继位。这位新王面临在强邻环伺中求存的考验，其父“谨慎平衡”的遗言成为高昌国策核心。东方的大唐对此保持礼仪性的关注与长远的战略耐心，李世民更将其视为未来西域秩序重整的一环。

　　 当长安朝廷的目光还在审视西域新王的动向时，帝国腹地的巴蜀故地，却爆发了更为直接和滚烫的危机。

　　 武德六年九月二十六日，渝州（今重庆）。

　　 此地扼守长江与嘉陵江交汇之处，山环水绕，地势险峻，自古便是巴蜀东部门户，水陆冲要。隋末以来，这里豪强并起，虽归附唐朝，但地方势力盘根错节，统治远谈不上稳固。

　　 叛乱的首领名叫张大智。此人年约四十，出身本地豪族，膂力过人，曾为隋朝渝州戍卒小校，隋亡后聚众自保，表面上接受唐朝刺史统管，暗地里却一直怀有割据一方的野心。他眼见唐朝朝廷北抗突厥、东征辅公祏，主力尽出，巴蜀防务空虚，认为千载难逢的时机已到。

　　 “弟兄们！都听好了！”

　　 篝火在渝州城外隐秘的山寨空地上噼啪燃烧，映照着张大智那张被野心灼得发红的脸。他身披一件半旧的皮甲，腰悬横刀，站立在一块青石上，扫视着下方黑压压聚拢的数百人。这些人里有他多年的乡党私兵，有被官府通缉的亡命之徒，也有活不下去被裹挟而来的流民，眼神混杂着狂热、不安与贪婪。

　　 “看看这世道！”张大智挥手指向东北方，仿佛能穿透群山看见长安，“李渊老儿和他那几个儿子，眼睛都盯在什么地方？北边，突厥的狼骑年年叩关，抢人抢粮！东边，辅公祏那厮都敢在丹杨称帝了！朝廷的精兵强将，钱粮税赋，全填到那些大头去了！”

　　 他顿了顿，让这股对朝廷“不公”的愤懑在人群中发酵，然后猛地压低声音，带着蛊惑的意味：“再看看咱们渝州！咱们巴蜀之地，给他李家供应了多少粮秣？可换来什么？就派来个薛敬仁！”他嗤笑一声，满脸鄙夷，“一个只会之乎者也、手无缚鸡之力的酸腐文人！城里的守军，老子早就摸清楚了，老弱病残凑一起，不到五百！城墙去年被雨水泡塌了一段，到现在都没修利索！”

　　 人群中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和低笑，紧张的气氛稍缓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发现猎物虚弱的兴奋。

　　 张大智见状，声音陡然拔高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煽动性：“这就是天赐的良机！占了渝州城，咱们就扼住了大江咽喉，上游的蜀锦、盐巴，下游的粮船，都得看咱们的脸色！到时候，巴蜀震动，朝廷那帮焦头烂额的官儿，是调兵来打咱们，还是好好跟咱们谈条件？”

　　 他张开双臂，仿佛已经拥抱了想象中的财富与权力：“府库里的铜钱绢帛，堆成山的粮食，都是咱们的！城里那些大户人家的宅院、美妾、僮仆，也该换换主人了！跟着我张大智，干了这一票，有的是荣华富贵，总好过在这山沟里啃芋头，或者去北边、东边当填壕的鬼！”

　　 “干了！”

　　 “跟着张大哥！”

　　 “抢他娘的！”

　　 狂热的呼喊从几个核心党羽开始，迅速蔓延开来，许多人的眼睛在火光中泛起血丝。张大智满意地看着这一切，他知道，这些被贫困、压抑和野心折磨已久的心灵，已经被他点燃。他“噌”地拔出横刀，雪亮的刀锋指向渝州城方向，发出最后的怒吼：

　　 “就在今夜！拿下渝州，富贵同享！”

　　 “吼——！”山寨在贪婪的咆哮中沸腾。

　　 贪婪与野心在昏暗的灯火下燃烧。九月二十六日夜，张大智率众突袭渝州城。由于事起仓促，且城中确有他的内应，乱军很快攻破城门，杀入城内。

　　 此时，渝州刺史薛敬仁正在府中。他是关中士人出身，靠通晓经史被选任此职，为人谨慎乃至怯懦，从未经历过战阵。当喊杀声由远及近传来时，他吓得面如土色，手中书卷“啪”地落地。

　　 “使君！贼人已破西门，正向府衙杀来！速走！”州司马提刀闯入，甲胄染血。

　　 薛敬仁浑身发抖，语无伦次：“走？往哪里走？守……守得住吗？”

　　 “贼势凶猛，仓促间无法集结人马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！”司马急道。

　　 对死亡的恐惧压倒了一切职责与体面。薛敬仁甚至连官印都忘了拿，在几名亲随的搀扶下，从府衙后门仓皇而出，混入逃难的百姓中，连夜乘小船沿江东逃，直奔下游的 涪州（今重庆涪陵）而去。

　　 “刺史薛敬仁弃城走”，这则消息比他本人逃得更快，成为这场叛乱中最具讽刺性也最打击士气的一笔。

　　 张大智轻松占据了府库，自称“大将军”，为了收买人心和招募士卒，在开仓放粮的同时，他迅速派兵把守水陆要道。一时间，渝州易主，巴蜀东部人心惶惶。

　　 消息传到长安，已是数日之后。

　　 两仪殿内，大唐开国皇帝李渊的愤怒几乎压抑不住。比起高昌的王位更迭，这种发生在帝国直辖州郡、由刺史弃城导致的叛乱，更让他感到羞辱与警惕。

　　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