宗祠的正堂,一天之内变了样子。
原来供的是沈家的祖宗牌位,一排一排,漆得发亮。包拯让人全撤了,撤到偏厢去,正堂只留一张长供桌。
二十三个陶罐,一个一个搬上来,摆在供桌上,一排八个,摆了三排。
每个罐前压一块木牌,木牌上的字被灰糊了二十年。包拯让人拿湿布一块一块擦,擦完用刀把字口剔干净,再把牌子摆正,字朝外。
摆完,他退后两步,看了看。
“展昭。”
“在。”
“把门打开。让城里的人进来。”
消息传得比风快。
不到半日,宗祠门口就站满了人。有挑担的,有抱着孩子的,有拄着拐来的老人。没人敢先进,都在门口往里望。
第一个进来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,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袄。她走得很慢,一排一排看过去,看到第二排第三个罐子前面,停住了。
她伸出手,摸了摸那块木牌。
“张五娘。”她念了一遍,声音抖起来,“这是我姑。”
她转过头,看着堂上那些罐子,忽然跪了下去。
“我姑那年冬天没的。”她说,“官府说烧了,连骨头都没给。我找了三年,找不到。”
没人答她。
她自己磕了三个头,磕完,站起来,又摸了摸那块牌子,才退到一边。
后面的人一个一个进来。
有人认出“李阿贵”,说是自家隔壁的货郎;有人认出“周三郎”,站着看了很久,一句话没说,最后从怀里摸出半块干饼,放在罐子前面。
到第五排的时候,一个老头忽然坐在地上,捂着脸哭。
他哭得没有声音,肩膀一抖一抖。旁边人想扶他,他摆手。
“我儿子。”他说,“我儿子叫周四。这上头没有他。”
包拯站在廊下,一直没说话。
沈崇文被押在宗祠外,隔着门看得见里头。他看了一炷香,脸色一层一层白下去。
“沈通判。”包拯走过去,“这二十三个人,本府已经数清了。现在本府要数第二遍。”
“数什么?”
“数那年冬天死了多少。”包拯说,“官册上写,清河三年冬,疫死十一人,饿死二人。这宅子里埋着二十三个。剩下十个,在哪儿?”
沈崇文没有答。
“本府再问一次,漕司那位是谁。”
沈崇文的嘴唇抖了一下。
“大人。”他说,“本官说了,就是死。”
“你不说,那二十三个人就白死了。”包拯说,“他们的名字刻在木牌上,木牌压了二十年,没人认。你今天不说,明天这块牌子还是没人认。”
沈崇文低着头,站了很久。
风从宗祠的院子里吹出来,带着香灰味。
“崔谅。”他终于开口,声音很轻,“漕司副使,崔谅。”
包拯没有动。
“清河三年秋,漕粮调拨的批文,是他签的。”沈崇文说,“他不落名字,只盖一方印。印是‘淮漕之印’,四个字,方方正正。”
“你见过他?”
“见过一次。”沈崇文说,“他坐在堂上,本官跪在阶下。他连头都没抬,只说了一句——‘粮到了,你就升;粮不到,你就死。’”
包拯回屋,把那张半页账纸取出来。
纸是从暗渠砖缝里拆出来的,残字是“清河三年,漕米三千二百石,户名沈—”,最后一个字被撕掉了。
他把纸铺在桌上,让展昭把灯挪近。
“你看这个撕口。”
撕口不在纸边,在纸中间偏右,撕得很急,边缘参差不齐。撕口的左边,有一小块朱红的印痕,只剩下一角。
包拯把纸举起来,对着灯。
那一角印痕,有两道竖笔的下半截。
“淮漕之印。”他说,“‘淮’字的下半,是这两笔。”
“大人。”展昭说,“那就是说,这张纸原本盖过印。有人把印和名字一起撕走了。”
“撕得很急。”包拯把纸放下,“急到连印都没撕干净。他撕的时候,天大概快亮了。”
那一夜,沈崇文在牢里说了一整夜的话。
他说,清河三年秋天,县里领到的粮只有八百石,够全城吃一个月。他去求,求到漕司,跪了三天。
崔谅告诉他,粮有,但要有人签字画押,认下三千二百石的数。多出来的两千四百石,走另一条路,不进官仓。
“本官签了。”沈崇文说,“本官想的是,先把粮弄进城,让城里人熬过那个冬天。剩下来的账,本官自己扛。”
“粮到了吗?”
“到了三成。”沈崇文说,“三成进了城,剩下的,转去了北边,卖了。”
“你知道被卖了,为什么不上报?”
沈崇文笑了,笑得很轻:“大人,本官拿什么上报?本官签的字。上报,本官先死;上报,城里人第二年连三成都没有。”
“所以你就替他运了二十年粮。”
“本官替他运粮,也替他遮。”沈崇文说,“本官做了通判,做了二十年。这二十年,本官每到一个地方,先看仓,后看人。仓里少一石,本官自己掏钱补上。补不上,本官就去求崔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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